• 魏东博士

• 复融生物首席执行官

魏东博士，拥有超过 25 年的创新药物转化、临床研发及公司管理经验，领导并管理十余个创新药的全球临床开发工作，兼具深厚的研发管理经验和卓越的战略运营能力。

在加入复融生物之前，魏东博士曾担任科动生物首席执行官、博雅辑因首席执行官，在博雅辑因任职期间，他带领公司成长为一家国际化的临床阶段的多平台基因疗法公司。更早之前，魏东博士曾在 BioMarin、Elan、美国强生公司、夏尔公司（后被武田公司收购）等企业领导并管理十余个创新药从 I 期至 III 期和报批的全球临床开发工作，涉及项目包括癌症、自身免疫疾病及孤儿药研发等。此外，魏东博士还曾在德勤咨询公司旧金山分部担任战略与运营高级顾问和经理，为十余家专注于健康管理和生命生物科技方面的跨国企业提供战略及运营策划服务；他还在 Chiron 和 Applied Biosystems 从事新药技术研发，并发表多篇论文及获得多项专利。魏东博士拥有北京大学遗传学学士学位、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微生物学博士学位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MBA 学位。

答：公司的创始人应天雷教授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合成免疫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和复旦大学交叉研究发展中心主任，一直聚焦新型免疫治疗药物的基础与转化研究。复融以攻克人类重大疾病为使命，选择的技术平台就是合成免疫学，技术的创新源头来自于创始人在此领域多年的深耕，以及有丰富国际化研发经验的团队。

公司选择聚焦以工程化的细胞因子开发创新药物。为什么选择细胞因子这个赛道？肿瘤免疫治疗近年来增长迅速，其占肿瘤治疗市场的份额预计从 2023 年的 26.5% 增长到 2030 年的 49.3%，达到近 2000 亿美元。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包括 PD(L)1 单抗和 CTLA4 单抗药物，为癌症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变，但大部分患者对于单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治疗应答有限或显示抗性。众多的联合疗法正在被开发以攻克此抗性，大家熟悉的是以联合疗法或双抗整合不同的免疫疗法靶点（如 PD-1 单抗和 CTLA-4 单抗的联用）或不同的信号通路（如 PD-1/VEGF 双抗），而细胞因子，比如白介素类细胞因子，则是先天性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细胞以及非免疫细胞和组织的通讯手段。调节此类细胞因子可以有效调节免疫细胞增殖，活化以及交叉激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调节针对肿瘤的免疫反应。

细胞因子是一种蛋白质，分子量小，半衰期短，生物分布机制复杂，而免疫系统是多种免疫细胞和交叉通路之间的一个精妙的平衡，细胞因子是其中特定细胞和通路的调控开关，所以成药性挑战很大。IL-2 于上世纪 70 年代发现，1992 年第一个重组蛋白上市，副作用巨大，而迄今尚无第二款 IL-2 药物上市。IL-15 于 1994 年发现，2024 年第一款药物上市，其临床表现远没达到 IL-15 可能的潜力。复融的合成免疫平台专注这个潜力巨大而技术挑战性很高的领域，聚焦两个方面：

Fbody®长效化和 Fc 工程化平台以优化细胞因子分子半衰期和生物分布。Fbody 单体可结合 FcRn 以延长小蛋白分子的半衰期，增强功能性，但不结合 Fc γ受体从而降低系统毒性。Fc 工程化则注重加上更多的导向和辅助集团，未来可以优化靶向性递送特定的细胞因子。FL115 就是基于 Fbody 的 IL-15 融合蛋白，其临床表现在多方面对比已上市的基于传统 Fc 的产品 Anktiva 提高非常显著，验证了 Fbody 的优越性。

Syntokine®新型人工合成细胞因子平台以工程化改造细胞因子。细胞因子精准调控免疫系统的平衡，任何改变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改造需要深刻了解其生物机制，建立整套活性分析系统，以及分子进化包括融合蛋白的知识积累。在 AI 和 AlphaFold 的时代，寻找最优结构一定需要有机整合「干湿试验」，正是我们的平台和团队的专精。在极具挑战性的 IL-18 领域，我们能成功开发出上百个可以不同特异性结合 IL-18 受体而完全不结合诱饵受体 IL-18BP 的分子，就是一个很好的验证。

这就是复融的定位，建立差异化的平台，管线和团队，深度耕耘细胞因子领域。目前专注肿瘤免疫疗法，以后会扩展到其他适应症领域。

答：IL-15 自 1994 年被发现以来，一直以其激活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而受青睐，于 2007 年 NCI Workshop「最有可能治愈癌症的靶点」被评为第一名，但其半衰期短，作用机制复杂且高浓度下的脱靶导致其他细胞因子释放引起副作用，给药物研发带来了严重挑战，经过上百个项目失败后，以至于行业内对于 IL-15 药物的看法走向负面。

机制上来说，IL-15 药物的独特临床表现应该来自 3 个方面：

1. 暴露后迅速把所有淋巴细胞从血液循环系统「推入」周边组织（包括肿瘤），24-48 小时后逐渐返回直至平衡；

2. 释放免疫激活的细胞因子（如 IFN-γ）而不是过度炎症的细胞因子（如 IL-6）; 

3. 显著而持续的升高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而不导致耗竭。

长期以来，IL-15 药物在这些方面都遇到不同挑战，导致临床表现欠佳。FL115 已完成多项在实体瘤和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在此 3 方面都显著优于竞争产品，展示了 Best in Class 潜力。比方说，血清中 IFN-γ 释放比 Anktiva 可高上 100 倍，而 IL-6 释放类似或者更低；长达 6 个月的观察期内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持续增长不见耗竭。有了这些数据，就不难理解 FL115 是唯一的在晚期实体瘤中单药使用展现部分缓解的 IL-15. 而且在美国的一位晚期宫颈癌患者，自 2024 年 7 月第一次输注 FL115 后，每周输注，肿瘤迄今未见进展，而且她身体已完全免疫耐受，FL115 成为她的新的常规生活的一部分了。

癌症治疗对于人体血液细胞损害严重，而身体恢复对于患者健康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红细胞生成素（提高红细胞）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提高中心粒细胞）等成为癌症辅助治疗支柱。目前没有任何上市药物可以提高淋巴细胞。最近的来自 Mayo Clinic 和 ImmunityBio 等机构的数据都指出淋巴细胞绝对数过低（低于 1000 细胞/微升）会负面影响药物疗效和患者生存。而 FL115 在国内的晚期实体瘤临床试验表明，FL115 可以把患者的淋巴细胞绝对数从~812 细胞/微升提高到~1720 细胞/微升，展现了很大的潜力。

FL115 的皮下注射的 Profile 会更加激动人心，其与 PD-1 单抗联用从机制上互补可望显著进一步提升疗效。现有的免疫疗法，包括正在开发的 IL-2 和 IL-12 分子，均是针对 T 细胞的机制。我们相信 FL115 下一步研发不光可以展现优越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且可能和众多的 T 细胞靶向的免疫疗法有多种联用机制，给肿瘤免疫疗法领域带来新的突破。

答：战略合作是复融的核心战略之一。对于平台和早期研发，我们的策略注重在对内部团队/聚焦不稀释的前提下，团队继续深耕平台，同时与有早期研发和转化能力的合作者双赢合作，共享公司平台的价值。这个策略在公司和甲贝/第三方药企在 Fbody®平台的合作，以及和复宏汉霖在研发工程化细胞因子和单克隆抗体的融合蛋白的合作，均是这个策略的展现。

对于核心管线，我们的有一个清晰的管线策略，即用独特的工程化的治疗性细胞因子组合，刺激不同的免疫细胞亚群以治疗癌症。我们的首发 FL115 是针对 NK 和记忆性 T 细胞的 IL-15, 在 PCC 阶段的则是靶向性的主要针对效应 T 细胞的 IL-18 系列，以及更早期的针对初始 T 细胞的细胞因子系列。公司已建立有国际化临床转化能力的团队，推动自有的临床转化策略，在适当的时候寻求与在相关适应症有全球临床转化和商业化能力的公司合作，将产品和管线价值最大化。

答：过去几年，中国 Biotech 的出海引人注目，已占据 MNC Deal 的 1/3 以上，成为全球生物科技生态系统的重要一员。从生物科技产业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产业可持续性发展规律的回归。上世纪 80 年代第一批生物科技公司崛起时，第一批管线几乎都走向了和大公司合作，同时达到早共享未来价值，降低现金流风险，以及增强团队能力等多重目的，后来才有了 Genentech, Chiron, Amgen, Centerco 等大型生物科技公司。中国 Biotech 正在以中国速度完成这个变化。

核心挑战则在于公司平台/管线以及公司团队的能力能否走向国际化。从平台管线来说，重要的不再是你的平台有多独特，而是你的管线是否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和大公司的管线策略是否吻合。这是个动态的过程，科学在进步，自己的管线在推进，竞争产品在变化，大公司的管线在调整，人员在流动，现在还加上监管系统的变化，如何在适当的时间找到适当的合作者，寻求到一个双赢的机会，是科学，也是艺术。公司的 BD 策略必须是公司核心战略的一部分，对于 BD 团队要求更高。

产品管线数据则必须满足大公司决策的要求，这个需要公司有充分的临床策略和执行力。比如我们的 FL115, 作为在百余项目失败的 IL-15 领域的又一个产品，如何在临床上能够展现是否足够的差异化？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外，药物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以及和临床前数据及机制的整合评估非常重要。同时考虑到中美的患者治疗和临床风险管理不同，而细胞因子的系统性疗法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早期我们就开展了中美同时进行的在晚期实体瘤的 I 期临床试验，进行系统化比较。有了足够数据后，下一步开发，包括 PD-1 单抗联用和皮下注射制剂，则会首先专注在国内开发，有效利用国内的优势，进一步探索最优治疗方案，包含可拓展至全球临床开发的潜力，从注册策略到临床数据质量的要求都需要和全球接轨。如何用少量的临床样本产生令人信服的数据，一定需要从科学到临床最后患者获益上的系统化思维和执行力才能达到。

答：复融的团队建设策略会是「小而精」的杠杆模式。在早期研发阶段，以小而精的团队，通过现在及未来和创始人团队的充分合作，持续创新，打磨自有技术平台，保持 cutting edge 的原始创新能力；而在转化的临床研发阶段，则是以小而精的团队，扎根中国强大有效的 CRO 和 CDMO 的生态环境，融入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疗系统，将运营效率和创新研发有机的结合起来。跨学科的人才进入复融后，不会有被「pigeon hole」的感觉，而是在这种「virtual capability」的环境下，可以更快更有效的实现自己的价值，是公司和人才的双赢。

早期生物科技公司基本可分为原创型和工程型。原创型公司带有非常强的创始人的「个性」：一个赛道上已经有这么多人失败了，凭什么你觉得自己会成功？创始人的专精和愿景一定是这个回答的基石。而作为一个企业，资金和人才的有限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公司的战略和执行，这二者必须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我的在美国 20 年研发和咨询的经验，以及在中国 6 年的初创经验，也给我自己在有机整合方面有了独特的心得。

答：资本寒冬和监管变化下，我们始终记住初衷：患者在等待，这是强生公司杨森制药创始人保罗·杨森的名言。我们的研发策略会更注重患者的未满足需求，同时注重运营执行效率，以「小而精」的团队模式在 scale 和 capital efficiency 中寻求平衡点。我们在早研和临床转化上深耕细胞因子疗法，步步为营推进差异化 Profile 的呈现，提早布局以在关键时间点引进战略合作，进一步延展研发布局。

药物的定价主要取决于其健康经济学价值，需要最终的临床数据才能确定。而可及性在不同的国家挑战各异，我们对于产品的生产成本在早期确定 PCC 时就会考虑。比方说，FL115 目前的生产成本，与美国 ImmunityBio 已上市的 IL-15 产品 Anktiva 相比，低了上千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答：第一款细胞因子药物 Proleukin (重组 IL-2) 就是由 Cetus (1991 年被 Chiron 收购) 开发，于 1992 年上市。 我 1997 年加入 Chiron CSO Rusty Williams 博士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专攻肿瘤靶向疗法，赶上了 Proleukin 走下神坛的时候，对于 IL-2 的起始期待和现实尤其是严重副作用带来的挑战，留下了深刻影响。后来的经历，从在美国的早期研发到战略咨询，临床研发管理和在中国的初创公司建设，都没有改变我的初衷：以科学的突破为患者开发一款好药。30 年的科学发展，细胞因子疗法研发正在达到临界质量，而复融的愿景，以工程化细胞因子攻克人类疾病，和我的初衷完全一致。

未来五年，我期待复融能够在肿瘤免疫疗法领域展现我们独特的工程化细胞因子组合的实力。FL115 在膀胱癌的获批上市和在实体瘤上与 PD（L）1 联合用法的疗效验证了 2007 年 NCI Workshop 选择 IL-15 为最有可能治愈癌症的靶点的前瞻性。和 IL-18 以及其他工程化细胞因子一起，我们将为更多的对传统免疫疗法有抗性或不敏感的肿瘤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关于医麦客－助力生物医药企业品牌成长

上海图翎生物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医麦客（简称：医麦客 eMedClub）于 2016 年成立，位于上海浦江临港国际科技城智慧广场，是国内生物创新药领域领军的数字化产业服务平台，覆盖生物医药工业用户超过 35 万。平台聚焦细胞治疗（CAR-T、CAR-NK、TCR-T、TIL）、基因治疗（LV、AAV、溶瘤病毒）、新型抗体药物（ADC、纳米抗体、双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MSC、iPSC）、基因编辑、合成生物、核酸药物（小核酸、mRNA、circRNA）、外泌体、新型疫苗、新型递送（LNP、VLP）等前沿生物药技术，利用敏锐的信息传播和数据挖掘实时监测到早期生物创新药新锐企业。

医麦客从新药研发、非临床评价、CMC 开发、药品注册、临床试验、商业转化等生物药全生命周期切入，通过传播策化、内容撰稿、融资顾问、行业分析、媒体访谈、产业峰会、线上课堂、Bio 优品、3D 可视化、人才咨询培训等数字化平台服务，成功帮助众多生物创新药企业和医药产业供应链提升知名度，吸引投资，整合产业上下游资源，打造产品核心力，推动企业品牌和产品精准传播。